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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18日电（记者魏梦佳）粟黍农业的兴起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北方史前人群的生活模式，并为东亚文明的演进打下了坚实基础。最早开始利用和栽培小米的人群源自何处？从早期植物利用到粟作农业逐步强化的过程，是由本地人群主导，还是伴随着外来农业人群的迁移？长期以来，由于缺乏与早期粟作相关人群的直接遗传学证据，这些问题一直难以获得实质性突破。

由北京大学生物医学前沿创新中心黄岩谊、庞玉宏团队，联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赵朝洪教授团队、吴小红教授团队及相关文物考古机构合作者组成的研究团队，对北京东胡林遗址以及河北张家口邓槽沟梁遗址、四台遗址的7个古代个体进行了全基因组分析，并结合碳十四测年与稳定同位素证据，揭示了距今约11000年至7300年间人群的遗传延续与交流历史，为探讨该区域早期粟作人群的本地起源提供了关键数据支撑。该研究成果近日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科学进展》（Science Advances）。

研究团队对东胡林遗址的3个古代个体进行分析后发现，这些个体在遗传上关系紧密，并与同时期黑龙江流域的狩猎采集人群有较近的遗传联系，从而揭示了全新世早期东亚北方内陆人群之间深层的祖源关联。

进一步比较表明，邓槽沟梁和四台人群与东胡林人群在遗传上高度相似，均属于东亚北方内陆的一个遗传分支。其中，邓槽沟梁人群保留了与东胡林最密切相关的祖源，未观察到显著的外来遗传成分混合，显示这一本地遗传背景延续了超过3000年。

在人群祖源持续的同时，饮食结构也发生了显著变化。研究人员指出，结合考古学证据，发现粟等C4类作物在所研究人群饮食中的占比逐渐增加。遗传背景的延续与饮食结构的转变共同表明，该区域粟作农业的发展主要基于本地人群，为早期粟作人群的本地起源提供了遗传学支持。

此外，研究还发现，东胡林相关祖源参与了贝加尔湖、蒙古地区早期狩猎采集人群的形成。

黄岩谊教授表示，这项研究综合运用了古基因组学、考古遗存与饮食证据等多学科方法，揭示了该区域的遗传连续性和粟作相关人群的本地起源，同时展示了北方内陆人群与周边群体的交流及其对后续人群形成的影响，为理解东亚粟作农业发展与人群历史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证据。